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，国家的强盛，在君王，赖于他们的包容；在臣子，少不了他们的贤明。齐国的两个重要时代，恰好深深打上了两个人的印记。管仲和晏婴，齐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两位辅臣，一个是盛世的缔造者，一个是盛世的挽留和支撑者，无论如何他们都该算是这两个时代齐国的造化。千百年之后，人们也许很难再闻当年的盛世欢歌，但这两个人的智慧和谋略，却成了延传至今的齐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。

　　管仲

　　某种程度上，管仲是齐文化最显著的一个标志，即使在今天，很多学者面对保留了不少管仲思想的《管子》时仍会瞠目结舌。这丝毫也不夸张，因为连万世先师孔子都在《论语》无限感怀：“微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衽矣！”这是说，假如没有管仲的存在，连孔子那一代人都要头发散乱，衣衫不整，只能做野人了。很显然，在孔子那里，管仲甚至是文明的关键点。孔子或者是从传承周礼的角度说出这番话的，自清代乾嘉以来，很多学者甚至认为《周礼》就是出自《管子》，自然，说《管子》存万世绝学也自在情理之中。作为齐桓公的名相，正是在他的建议下，周礼被充分的借鉴和使用。不同于在鲁地被教条化的颁行，周礼在齐国是“择其善者而业用之”，与真实世界的相互亲和，才是思想和文化的复活节。周礼在齐因此就是鲜活的和生长的，而那个移植并使得它焕发活力的园丁或者花匠，正是管仲。

　　管仲，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齐人。他是姬姓之后，生于颖上（在今安徽）。周文化的滋养使他深味周礼的精神，而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又使他养成独立思考和判断的习惯。在他的身上，周礼不是一件外衣，而已经创造性地内化到他的修身立命和为人处世之中。按理说，管仲既习周礼，曾经为齐桓公的王位争夺者公子纠卖命，后来竟一臣事二主，又做了齐桓公最重要的臣子，这已经不是照搬周礼的题中之意了。齐桓公之前，齐地在东夷文明的轨迹上渐趋紊乱，[这在桓公的哥哥齐襄公那里体现的非常明显。齐襄公与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文姜乱伦，在她和妹夫鲁庄公来访的时候业不管不顾，甚至不惜杀掉鲁庄公，结果引起鲁国的严重不满，最终引起内乱而为臣下所杀。混乱的状态才能改观，管仲又是在关键时候号准齐国病脉的良医。“上下有仪，贵贱有分，长幼有等，贫富有度”，这些规则一旦成为社会性的准则，齐国自然就会出现国泰民安的局面。而作为齐桓公的宰相，管仲更是创造性地把周礼与东夷文明相融合。他一方面大范围推行周礼以替代夷礼，使已经紊乱异常的齐国上下迅速形成良好的秩序，也给齐地带来更为文明的生活方式；另一方面，管仲在齐地推行周礼，又与周礼的原初形态不同。在西周社会，“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”，而在齐地，士农工商皆成为周礼眷顾的对象，礼义廉耻成为所有人应具备的生存维度。这些维度在齐国所以不是虚幻的和不切实际的教条，也因为管仲“化礼为俗”，将周礼具体化到齐人的日常生活里面。直到今天，你在齐地游历，也深切地感受到，在这里，淳朴并非原始粗蛮，而礼节亦非虚伪高调。对于中华文化而言，齐国对周礼的存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，而此时，由于管仲的这一举措，东方的文化中心也发生了由鲁至齐的转移。

　　管仲最直接的贡献当然还在于构筑了一个强大的齐国。管仲知道，一个国家能否安定，民众能否守法，甚至文化上的繁荣，都与经济是否发展密切相关。所谓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”， 管仲深深地了解他脚下这片土地的传统和他身边人群的品性。齐地似乎从来就不曾有道德虚蹈的风气，务实的精神自然要求文化也要脚踏实地，使人民乐于接受周礼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教百姓富而知礼。管仲由此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大动作。他废除了齐国仍保留的公田制，实行按土地肥瘠定赋税轻重的土地税收政策，使赋税趋于合理，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。他设盐官煮盐，设铁官制农具，发展渔业，由国家铸造钱币调节物价，推动商品流通；鼓励商民与境外的贸易。在姜太公奠定的充分调动民间活力的基础上，管仲更有效地使国家介入并推动和调节社会经济的发展。犹如一股从天齐渊喷涌而出的欢畅的水，齐地自古犹存的民间活力被导入宽阔的淄水河床，终于浩浩汤汤酿成大势。经济上的崛起使得齐国有史以来最鼎盛时期很快到来，而从这种政府积极介入的经济策略中，你甚至能看到当下经济发展中宏观调控的雏形。

　　在经济和军政等多方面的创造性改革，使得齐国的称霸成为现实。但管仲给齐桓公出的点子并不是暴发户的策略。管仲也许深知，如果不能保全中原地区的文化统一，四夷的破坏性掠夺最终甚至会危机整个华夏文化的生存。由此，他提出“尊王攘夷”的策略。所谓“尊王”，就是拥护周王室。西周王室衰微，列国互相争战。首先举起尊王的旗帜，既保证了中原文化的统一和权威，又能借周天子之名，名正言顺地得到盟主的地位。所谓“攘夷”，是指当时我国北方的狄人和戎人借中原各国争战之机内侵，对各国造成严重威胁，领头伐夷就能得到各国的拥戴。齐桓公三十四年(前652年)，周惠王去世。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，这就是周襄王。周襄王即位后，派人送祭肉给桓公以示嘉奖。桓公在葵丘(今河南考城附近)召集各诸侯国会盟，举行受赐典礼，并依据管仲的建议，订立了盟约。至此，在管仲辅佐下，齐桓公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、六次和平会盟，还辅助王室一次，史称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，成为公认的霸主。管仲为创立霸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，被桓公尊为仲父，地位甚至高于太子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记载：“齐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管仲之谋也”，如今人们称赞他是“中华第一相”，可谓名至实归。

　　管仲把自己的[智慧无私地奉献给齐地，及至死后，依旧长眠在这里。人们把临淄最好的山水留给他。去临淄城区以南，齐陵镇北山庄西不到一里地，管仲墓依牛山而建。沿着坡路向上，你伸手触摸那伫立在路边的黄土。手指抚过，历史碎屑般纷纷落下，午后的阳光下，它们是裸露着的两千多年岁月的身体。而你要寻访的那个人，早已经化作岁月本身。人们已经无法想象当年齐国建筑的旧貌，所以此处新建的管仲纪念馆质朴、简洁而又刚劲、大气，灰黑色的屋顶庄重沉稳，几欲飞起的重檐张扬而奔放，是典型的仿汉代建筑风格。你走进这廓大的建筑，如同走进了这个被梁启超誉为“中国最大政治家”宽广的胸怀。中轴线由下而上，房舍殿堂分列在两旁园林后面。右边展厅的壁画，记录了管仲一生的足迹和他熠熠闪光的智慧；左边的中国宰相馆汇集了历史上的诸多名相的塑像和事迹，而管仲正是中国宰相制度的创立者。管仲祠居中而卧。祠后巨大的陵墓覆满深绿的草木，虽是陵墓，却也不减独对青天的豪气和生机。“齐相管夷吾之墓”，你站在这里，从牛山的北麓回望，巨大的花岗岩雕成的管仲像矗立在山脚，你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，蓝天之下，因其挺拔而没有丝毫的寂寥和孤独感。是这样，你的视线又从两千多年前绕回，追随着他的目光。远处是楼群林立的一座新城，被锦绣的田野包围，而日光下光彩熠熠的淄水和缓地流淌着……这不是他的出生地，可是这里却不折不扣的成了他的故乡。他建筑起你当年的家园，如今依旧沉默而信心十足的关注。此时此刻，你知道你的归途也许就是因此而充满了自信。

　　晏婴

　　晏婴，世称晏子。继其父晏弱任齐卿，历任灵公、庄公、景公三世。齐国春秋称霸可说是管仲成名的杰作，而晏婴则出现在春秋末期，受任于衰替之际，独力撑持一个强大之齐国。他所以能与管仲齐名，成为为后人追慕的二贤之一，多半由于他过人的智慧和勇气。晏婴出场，齐国正是内忧外患苦遭逢。繁华的齐都临淄，围困的晋国军队刚刚“焚郭而去”。城内公卿大夫相互倾轧，谗谄纷起。但这也恰恰给了晏婴表演的舞台，晏婴以他过人的勇气和智慧，“内安社稷，外靖邦邻”，终与享有堪与管仲比肩的声誉。

　　太多的传说和故事记录下他的他的足智多谋、临危不惧和能言善辩……这个其貌不扬的齐国小个子，的确又是那句“浓缩的都是精华”之戏言的佐证。“晏子使楚”的故事早已尽人皆知，“二桃杀三士”这一成语更使一个智慧的传说流传千古。晏婴相齐景公的时候，齐景公有三名勇士，一个叫田开疆，一个叫公孙接，一个叫古冶子，号称“齐国三杰”， 以勇力搏虎闻于国内。有一天，晏子从他们身旁经过时，小步快走以示敬意，但这三个人却不起来，对晏子非常失礼。对此，晏子极为生气，便去进见景公，说：“我听说，贤能的君王蓄养的勇士，对内可以禁止暴乱，对外可以威慑敌人，上面赞扬他们的功劳，下面佩服他们的勇气，所以使他们有尊贵的地位，优厚的奉禄。而现在君王所蓄养的勇士，对上没有君臣之礼，对下也不讲究长幼之伦，对内不能禁止暴乱，对外不能威慑敌人，这些是祸国殃民之人，不如赶快除掉他们。”景公说：“这三个人力气大，与他们硬拼，恐怕拼不过他们，暗中刺杀，恐怕又刺不中。”晏子说：“这些人虽然力大好斗，不惧强敌，但不讲究长幼之礼。”于是便乘机请景公派人赏赐他们两个桃子，对他们说道：“你们三个人就按功劳大小去分吃这两个桃子吧！”公孙接仰天长叹说：“晏子果真是位聪明人。他叫我们按功劳大小分配桃子。我们不接受桃子，就是不勇敢；可接受桃子，却又人多桃少，这就只有按功劳大小来分吃桃子。我第一次打败了野猪，第二次又打败了母老虎。像我这样功劳，可以吃桃子，而不用和别人共吃一个。”于是，他拿起了一个桃[子站起来了。田开疆说：“我手拿兵器，接连两次击退敌军。像我这样的功劳，也可以自已单吃一个桃子，用不着与别人共吃一个。”于是，他也拿起一个桃子站起来了。古冶子说：“我曾经跟随国君横渡黄河，大鳖咬住车左边的马，拖到了河的中间，那时，我不能在水面游，只有潜到水里，顶住逆流，潜行百步，又顺着水流，潜行了九里，才抓住那大鳖，将它杀死了。我左手握着马的尾巴，右手提着大鳖的头，像仙鹤一样跃出水面。渡口上的人都极为惊讶地说：‘河神出来了。’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鳖的头。像我这样的功劳，也可以自己单独吃一个桃子。而不能与别人共吃一个！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不快把桃子拿出来！”说罢，便抽出宝剑，站了起来。公孙接、田开疆说：“我们勇敢赶不上您，功劳也不及您，拿桃子也不谦让，这就是贪婪啊；然而还活着不死，那还有什么勇敢可言？”于是，他们二人都交出了桃子，刎颈自杀了。古冶子看到这种情形，说道：“他们两个都死了，唯独我自已活着，这是不仁；用话语去羞耻别人，吹捧自己，这是不义；悔恨自己的言行，却又不敢去死，这是无勇。虽然如此，他们两个人若是同吃一个桃子，是恰当的；而我独自吃另一个桃子，也是应该的。”他感到很羞惭，放下桃子，刎颈自杀了。三士死后，景公按武士的葬礼安葬了他们，葬于都城南，墓称“三士冢”。诸葛亮在《梁父吟》中感叹：“步出齐城门，遥望荡阴里。里中有三坟，累累正相似。问是谁家冢，田疆古冶子。力能排南山，文能绝地理。一朝被谗言，二桃杀三士。谁能为此谋？相国齐晏子”。不用说，这其中多有对晏婴借刀杀人之举的腹诽之意，不过，如今人们或者更津津乐道于其中晏婴的智谋和果决，或者感叹于三士的勇猛而义气，对同一个故事完全可以见仁见智。只是现在的你已经无当年的“城门”可出，向临淄城南寻去，茫然四顾，田野阡陌之间，一基三坟，东西并列相陈。没有风的下午，四下一片沉寂，三士冢的墓碑矮矮地立在田地里，多少有些英雄气短的味道。略一沉思，又让人觉得他们的自刎，比之晏婴的不动声色，却又少了许多从容，两者之间高下自分。

　　但晏婴又爱民如子，不但自己从不贪图富贵，反而始终勤俭厉行。齐景公好滥用刖刑，无数人被割去了脚，使临淄城市场上出现了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，鞋子很便宜，都卖不出去，假脚很贵，却买不到，叫做“踊贵履贱”。有一天，齐景公知道了晏婴的住处靠近市场，“湫隘嚣尘，不可以居”，就要为他修造僻静宽敞的新宅院。晏婴回绝说：“我先人久住此处，若我因不满足而舍旧居更新宅，未免过于奢侈；况且宅近市场，既便利，又熟悉情况。”景公问道：“您可知市场上何物贵，何物贱吗？”晏婴答道：“踊贵履贱。”景公听罢，深感羞愧。晏婴趁机建议减轻了这种酷剂。

　　晏婴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机智，更在于他的治国之方和道德教化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。而这一切的基础，就是对道德身体力行的人格魅力。晏婴身为三朝宰相，竟始终过着清贫生活，穿粗衣，吃粗粮，居陋室，骑劣马。齐景公给他新房，他拒绝搬迁；给他金银裘皮、好车好马，他坚辞不受；景公见他的妻子又老又丑，把女儿赐给他，晏婴更是婉言谢绝道：“我的妻子，本来也年轻貌美。在她年轻貌美时，曾经将终身托付给我，而我也接受了她的托付。如今她的确是老了而且很丑，但是怎可使我背弃对她的终身相托呢？请恕我不能接受国君对我恩赐。”晏子拒赐成为千古美谈。也许正是这样高尚的品格，才使后来的司马迁发出这样的感慨：“如果晏子依旧健在，我就是为他执鞭驾马，也是心向往之！”

　　如此清廉高洁亲政爱民之人，死后也不愿意离他为之辛劳的地点太远。清代《山东通志》记载，后世有人对晏婴葬在齐故城根上持有异议，认为按照礼俗，大夫不能靠近都城内城而葬，但立即有[人为之辩驳，认为晏婴葬在近城之处，乃是出于对俗务和市人的眷顾。如今，临淄故城小城北门，距离桓公台不过里许的地方，松柏间一条干净的道路尽头，一座不事声张的坟墓掩映在绿意之中。你接近这简单、朴素而洁净，智慧的潺潺水声就在这盛夏之时响起。